前一段时间，部分媒体曾报道指出“深圳银行卡收单市场明年将全面开放”（2008年6月10日《中国证券报》）。媒体们纷纷援引深圳17家发卡机构、中国银联深圳分公司等相关“当事人”签署的《深圳市银行卡特约商户人民币收单业务自律公约》（简称《公约》），认定“商业银行全面进入深圳银行卡收单市场”。事实上，这种判断并不符合事实。

这些媒体在依照《公约》解读深圳银行卡收单市场“全面开放”意涵的同时，均有意忽略了《公约》与之前当地有关部门颁布的“禁止商业银行布放间联POS”的行政通知之间的关系。对深圳银联借助行政通知、《公约》及相关“银联系”文件强推“POS直联”却避而不谈、熟视无睹。依《公约》本身来看，深圳银行卡收单市场的所谓“完全开放”实质上是“假的市场开放、真的‘直联’垄断”。在《公约》背后，深圳银联强推“POS直联”的模式并未改变，在“专业化公司”的幌子之下依然进行着垄断收单市场的不光彩举动。

依照所谓《公约》，从2008年7月1日起，各商业银行可以对新增的商户开展收单业务，按照发卡、转接（信息交换和资金清算）、收单7：1：2的分配比例，各方取得收单收益；自2009年1月1日开始，各商业银行可以对深圳所有商户开展收单业务。然而，《公约》及相关文件却同时要求各家商业银行将现有的“间联”商户全部并入深圳银联管理，“一年之后再行商议”。与此同时，深圳银联还要求收单机构在“2”的收益中提取5%作为深圳银联的“运营管理费用”。也就是商业银行现有的商户POS资源必须拱手让给深圳银联——这恰恰是目前收益、质量较高的商户，同时商业银行即使新拓展商户资源也须让深圳银联“坐地收租”（5%的运营管理费）。此等剥离手段完全忽视了所有银行与商户的合作权益，不啻为对商业银行收单业务的一场掠夺。

此番深圳事件从表面上看，银联在深圳不再向银行收取POS机月租费似乎是对商业银行（本身亦为银联的股东）的妥协与让步。但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入网机构银行卡跨行交易收益分配办法》（即126号文件），这种收费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其次，这种随意制订POS机具使用费收取标准，造成收单市场在费用问题上混乱的局面；而且这种收费导致凭借直联POS垄断的机构在投放 POS上没有经济约束，只要投放便可获取租赁费、维护费——造成了低效POS，损害了商业银行利益。

毋庸置疑，自“金卡工程”以来，POS“直联”（联结到“金卡工程”的城市中心即后来的银联分公司）在一定时期内对推动联网通用居功甚多，但随着商业银行系统和网络建设水平的提高和监管制度的完善，“一机一卡、一柜多机”已不再是收单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为银联的分公司，深圳银联在上世纪末的“金卡工程”中扮演着促进当地银行卡市场“联网通用”的角色。多年之后时过境迁，在国内外金融数据集中的趋势之下，银联自身及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实现了信息大集中，“ POS直联”已经不符合金融IT的发展态势。新的金融IT技术条件下，商业银行应该也必须享有选择POS接入模式的自主权。这既是世界银行卡市场的发展趋势，也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必然选择。

各位新浪的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权静：各位新浪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做客新浪财经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权静。随着512特大地震发生的时间越来越远，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灾难留下的广泛问题引起大家的关注，尤其是在灾区的金融服务应该怎么样展开？很多房子倒塌以后，房贷怎么还？诸多的问题，今天我们请了几位嘉宾来替大家解答，坐在我左边的是中国银行个人金融部经理郭炼，跟新浪的网友打声招呼！
　　郭炼
　　大家好。
　　主持人权静：这位中国银行个人金融部的刘公瑾。
　　刘公瑾
　　大家好。
　　主持人权静：另外一位也是中国银行个人金融部的聂俊峰。
　　聂俊峰
　　大家好！
　　主持人权静：最直观的问题就是地震之后很多人家里的房子倒塌了之后，存款的存根还有存折肯定是找不到了，那找不到存折的存款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刘公瑾
　　这个问题客户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中国银行有比较强大、完备的后台系统和数据备份系统，在地震中倒掉和受损的只是银行分支机构的前端，客户存款的基础数据，在我们系统当中还是完好无损的。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到中国银行的网点证明自己的身份，我想大家的存款还都可以正常支取。
　　主持人权静：这是没有问题的，存折的问题好解决，但是如果存款的主人不幸在地震当中遇难了，人不在了，存款怎么办？
　　刘公瑾
　　　　有关监管条例和法律如人民银行的《储蓄管理条例》还有国家继承法对这个问题都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规定，我们也会按照这个规定来办理。其中《储蓄管理条例》规定，存款人死亡以后，合法继承人如果能够向储蓄机构所在地的公证处申请开立一个继承权的证明书，或者说如果这个继承权有争执的情况下，让当地的人民法院出具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凭借一些法律文书还有继承人的身份证件包括户口本，这样都可以到我们银行网点办理存款过户或者支付手续。
　　主持人权静：存款的主人如果不在的话，他的存款就作为遗产来处理。
　　刘公瑾
　　对，基本上可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来进行调节。
　　主持人权静：如果存款的主人生前留下遗嘱，要把这笔存款特定留给某一个人，是否按照这个遗嘱来执行呢？
　　刘公瑾
　　这个应该是按照继承法里面对于各种遗嘱的法律效力的规定来执行，最有效的是经过公证的遗嘱。
　　主持人权静：如果没有遗嘱，就是几个继承人由公证机关来裁定是吗？
　　刘公瑾
　　如果他们之间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方案的话就可以直接到公证机关办理一个继承权的证明书。
　　主持人权静：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有相关的冲突怎么办？
　　刘公瑾
　　那就要到人民法院来诉讼，由人民法院来判定。人民法院提供的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件都可以作为存款过户或支付的依据。
　　主持人权静：那如果说这一家人都在地震当中遇难了，这个存款可能继承人也不在了，这个存款怎么办？
　　刘公瑾
　　对于无主存款，《储蓄管理条例》和《继承法》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规定，比如《储蓄管理条例》第40条规定存款人死亡之后，无法定继承人也没有遗嘱，经过当地公证机关的证明，按照财政部门的规定，全民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的职工存款上交国库，收归国有。集体所有制的可转归集体所有，这些存款都不计利息。
……

   将一个人的主要观点隐去，而提取其中的只言片语重新排列组合后列出，这是断章取义的歪曲和移花接木的篡改；

   将一次严肃而沉痛的体制反思，用近乎嘲讽与轻蔑的语句来解读，这是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与刻意为之的插科打诨；

   将一篇本可以挖掘得很深的国企体制改革的新闻题材，修改得只剩下轻描淡写的人物小转与避重就轻的调侃戏言，这是逢场作戏的庸俗肤浅与一地鸡毛的理性告缺。

   这是笔者在读到《南方周末》一篇经编辑修改刊登的稿件“华夏证券三人转”与采访记者原稿，一篇文章的两个版本后的感受。

   半途夭折的“券商之殇”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黄河在其博客上，贴出了2005年华夏证券重组时所采写的一篇报道。在说明中他解释到：文章发表时被编辑作了较大改动，现将原稿刊出。受好奇心驱使，笔者找出了那篇刊登后的稿件，两篇稿件对比读来，不由得感叹：《南方周末》编辑的思想与水平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2005年，作为中国一家重量级券商的华夏证券因巨额亏损被中信集团收购，从为中国114家券商提供警示的角度，《南方周末》记者黄河采访了华夏证券两任董事长周济谱、邵淳，并同时采访了当时华夏证券“四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林义相和多名资深专家，访谈之后写出了《解剖华夏——“券商之殇”背后的体制阴影》这篇报道。文中对当时正在开展的一场拯救券商计划表示了忧虑：在绝对强势的注资拯救模式下，却依然没有对国有企业体制和机制问题进行反思。“一方面是大张旗鼓的报亏和轰轰烈烈的‘拯救’，另一方面却是无需负责的体制逍遥与无从问责的机制尴尬”，在这种“拯救与逍遥”之间体现出国企现实体制的两难之境。

   记者在对华夏进行解剖探寻体制之患时，周济谱坦言：“审计的结果出来后，很多媒体都把批评目标对准了赵大建。但我认为更加值得反思的却是这个体制本身，其实，赵大建也做了许多对华夏有益的工作，他自己也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华夏的主要问题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然而，编辑全然不顾周济谱讲的体制问题的重要观点，大笔一挥将其删去！而用“三人转”的调侃戏言代替了严肃的体制话题。

    魏东1967年出生，湖南湘西永顺人，中央财经大学硕士毕业。曾任职财政部，后在财政部下属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中经开)工作。1994年创建从事投资、财务咨询的涌金公司，2002年以来，通过该公司控股九芝堂集团、国金证券。曾任国金证券董事、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魏东的父亲魏振雄是中国著名的会计学专家，曾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现已退休。魏东曾先后投入1000多万元设立了“中央财经大学涌金奖励基金”支援教育。

    斯人已逝，近者唏嘘感嗟，远者徒留纷纭。我辈后学末进，谨此感念缅怀！

中央财经大学涌金奖励基金1996-2007年获奖师生

1996年
一、涌金青年教师学术奖10人，每人奖金4000元。
马海涛 王鹏程  王国华 史建平 李俊生 孟  焰 杨志清 郝演苏 贺  强 郭凤玲
二、涌金研究生学术奖6人，每人奖金3000元。
王清芳 刘  扬 宋其超 李  虎 武晓丽 薛朝辉
三、涌金本科生学术奖
一等奖3人，每人奖金2000元。
任国征 吴小虎 郑则鹏
二等奖5人，每人奖金1000元。
丁  慧 孔  健 许鹏鹏 林晓红 段 焱
四、涌金新人奖44人，每人奖金500元。
薛  梅 邓  侃 谢浩然 田明明 黄启钻 侯绍林 李嘉艺 田  野 刘瑞宁 郭巧玲
范瑞星 刘余华 卢益辉 许  璞 王聘婷 刘维国 田  柳 覃  颖 王  飞 黄  讴
张海新 庞志坤 杨  栋 朱  琳 陈  莉 林  丰 刘  强 卢  戈 谢力丹 李领国
朱文辉 石晓芳 高  亮 李媛媛 罗小妹 毕  瑾 冯坤炜 刘之昊 刘  珂 陈  鹏
王  丹 高治杰 苏静华 杜晓娜
1997年
一、涌金青年教师学术奖6人，每人奖金4000元。
计金标 刘玉平 孙宝文 祁怀锦 李  健 李晓林
二、涌金研究生学术奖6人，每人奖金3000元。
于怀强 马  丽 张  磊 柏  山 胡海滨 徐  颖
三、涌金本科生学术奖
一等奖4人，每人奖金2000元。
孔  健 田  毅 乔宁泰 李彦智
二等奖4人，每人奖金1000元
王挺秀 王冬岩 林春生 赵  玲
1998年
一、涌金奖励基金
（一）涌金青年教师学术奖5人，每人奖金3000元。
     王福重 王鹏程 杨志清 韩复龄 崔新健
（二）涌金优秀管理奖8人，每人奖金3000元。
孙晋勤 吴慎之 陈惠茹 杨晓波 侯慧君 徐致敬 葛仁霞 韩耕宸
（三）涌金研究生学术奖6人，每人奖金2000元。
     王  华 许  伟 李  晟 张  伟 张小东 张耀辉
（四）涌金本科生学术奖13人，每人奖金1000元。
……

中国信用卡市场发卡量井喷式增长、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信用卡等———中美两国个人信贷市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让关心银行股、关注信用危机的投资者、学者与媒体产生些许隐忧。不少媒体对于中国银行业“滥发信用卡”等泡沫化表现颇有微辞。事实上，在 “广告大战”和“设摊发卡”的背后，信用卡在中资银行的营业收入占比微乎其微。对于尚处市场发育阶段的中国信用卡产业而言，由于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1975-1985一代新社会族群的兴起等因素，中国目前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信用卡泡沫风险。但是，中资银行确实需要梳理2003年“圈地运动”以来的发展经验，调整营销战略、优化客户结构，为信用卡市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正本清源。

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银行业以信用卡为舞台使整个银行品牌和金融营销“改天换地”。也是在这5年的发卡“大跃进”之后，信用卡市场同时出现“虚火”的病症。其突出风险表现是虚高的发卡量，由此而导致“睡眠卡”比率过高，客户群体高度重叠，一人多卡、一户多卡现象普遍———这一现状既源自于片面追求发卡量的经营战略，也是新兴市场难以避免的自然现象。对于中资银行而言，发卡量泡沫是当前信用卡经营的最大风险。它直接导致了发卡银行的盈利困境，并有可能通过非理性的信用卡营销和广告文化作用于广大持卡人。

     4月20日的《南方都市报》刊登一篇报道《零额度信用卡你会办吗? 》。该报记者王梅丽事先曾就该产品市场空间等问题“咨询”本人。但本人当即表示拒绝接受其任何采访，仅同意其引用本人博客及公开刊发文章中的有关内容。但王梅丽其文所叙述观点完全曲解本人意见和以往的公开发表文章中的有关论述。《零额度信用卡你会办吗? 》一文引述所谓“聂俊峰认为”完全不符合本人对于有关事项的认知与评论。

      特此声明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双币卡外币账户使用的问题备受关注。据报载，中国银联相关人士透过媒体再三“提示”持卡人：境内刷双币卡外币账户“需要支付1.5%的货币转换费”，“持卡人可能得不偿失”。有关人士还认为，商业银行在受理“双币卡外币账户”和“外卡收单”（即受理海外来华的支付卡）方面存在着“违规行为”（参见4月4日《中国证券报》）。事实上，这类报道及言论混淆了事实，对信用卡持卡人正确用卡产生了误导。

       在此次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关于信用卡产业环境的提案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银行卡市场外部环境的关注。毋庸讳言，中国银行卡市场在飞速发展的同时确实面临着外部生态不佳的挑战。正如马先生建言，这些挑战迫切需要银行卡的立法、监管、财税和市场准入政策进行积极的应对与调整。相应地，人们迫切需要在舆论层面厘清银行卡产业垄断与竞争的实质：在中国银行卡市场上，银行卡组织究竟需要何种竞争态势？中资银行发行双币卡、持卡人使用双币卡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安全受到了“威胁”？银行卡跨行交易系统(当前仅有银联一家)究竟是一个商业化的个人支付结算系统还是隶属于央行支付清算的政府职能

   每次遇到类似问题，我都深感无奈，无奈于被闭锁的公众、被愚弄的媒体。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和产业的新兴特征，中国大陆银行卡市场的话语权其实是高度垄断的。在媒体与舆论层面，垄断利益集团牢牢把握着研究与判断的“权威标准”并推行着党同伐异的舆论政策。在网络草根媒体的世界里，一些自我“叫魂”和“造神”的作秀式银行卡专家大行其道。这些乱象造成了广大持卡人的疑虑，也“冲销”了商业银行培育市场、营销客户的努力。

    其实，所谓“境外刷卡省钱”论、“威胁国家金融安全”论完全是中国银联为保持自身垄断地位而刻意扭曲有关事实。从中国银联近期的一则“政绩”新闻中我们就可以洞见其自相矛盾的谎言：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银联与韩国ＢＣ卡公司近日宣布，韩国ＢＣ卡公司及其１１家成员银行正式在韩国发行银联标准信用卡。作为韩国最大的信用卡公司，ＢＣ卡公司与中国银联业已合作数年，其主要成果是实现了银联卡在韩国近１万家商户和１．１万台ＡＴＭ机的受理。此次ＢＣ卡公司联合其１１家成员银行在韩国发行银联标准信用卡，更使得银联标准卡在海外也披上了”双币卡“的外衣。

    根据韩国银行卡业内专家的介绍，银联与BC信用卡公司的合作与中国大陆发行的双币卡类似：一卡双币、一卡双线路。在双币卡模式下，韩国境内发行的银联/BC信用卡采用银联的62BIN号，在韩国境内由BC信用卡的网络进行本地交易，在韩国以外则中国银联网络承担交易支持。

    毫无疑问，中国银联此番将中国大陆银行业创造的双币卡模式”出口“至韩国，充分说明了双币卡这一金融创新产品的时代意义。另一方面，银联/BC双币卡也彻底揭穿了中国银联在双币卡存废问题上的自相矛盾。曾几何时，中国银联一再强调不能让跨国银行卡组织在中国（通过中国的银行）发行人民币卡和从事人民币转接业务，否则中国金融安全受到威胁。据笔者所知，当今世界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发行Visa， 万事达、美国运通的银行卡，难道这些国家的监管当局均无视金融安全？眼下，银联已经在韩国， 日本等地通过当地的银行发行银联人民币卡。如果允许外国卡组织在本国发行本国的货币卡就威胁到了本国的金融安全， 那么韩国， 日本在金融安全问题上是否也是麻痹大意、疏于防范呢？

   应该认识到，银行卡在全世界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互连互通进而汇通天下的过程：跨行——跨境——跨货币的银行卡通用支付。VISA、MasterCard、美国运通乃至今天的中国银联其实都是在沿袭着这样的路径。1990年代，国内的银行卡受理曾一度是各行各自为战、互不往来，所以推动银行卡受理的联网通用成为当时“金卡工程”和后来中国银联的“历史使命”。今天，银联在海外伴随着国人的走出去而蓬勃发展。银联卡在境外的受理也是依赖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代理机构，包括花旗ATM机上提现、通过美国Discover信用卡公司的网络受理，还有与各国当地收单行的合作——这些过程都会导致国内持卡人的交易信息暴露给国外机构。因此，在银行卡全球通用的时代，没有绝对的金融信息安全。但是，如果出于特定垄断目的而将银行卡“汇通天下”的信息交换规则污名化、妖魔化显然并不可取。
……